洲际导弹

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

然而，这种不同不过是在可见的物质/行为世界中的历史变化，尽管二者有大的差异，最终都可以用可见世界中的物质媒介——货币——来补偿，无非是补偿数额因其功能重要性变化而不同。正是基于对中国传统礼治秩序的精细分析，徐斌比凌斌更准确地把握了政法传统的实质，即政法传统与礼法传统的不同并非西方现代政治理论所建构的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的划分，相反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伦理中拟制的一个更大的革命大家庭，由此中国共产党在其政治伦理中始终拥有对人民群众的教化权。

这就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日益美国化。秋菊讨个说法正是基于对公家所承担的终极权威体系的信任，找政府评理，让公家人主持公道。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所创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批评—团结教育群众方法恰恰来源于中国古典传统中的心学传统。 因此，我们会注意到，法律移植这个缺乏政治自主性的技术性概念虽然经常出现在学者的学术论文中，但却很少出现在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中。

这无疑是批判法律运动从批判走向综合和建构所必须承担的重任。这种精神内在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君子自强不息精神，并在无产阶级先锋队通过解放全人类最终解放自己的共产主义精神中找到了其时代的表达形式，而今天又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特别是构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新兴学科是在实践需求的呼唤中产生的，也必然要在解决实践问题的经验和反思中成长，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入手的原始创新是发展新兴学科的唯一选择。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仅是一个统领法治建设全局的实践概念，而且是一个思想品位极高的理论概念，是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统一。以法治来激励和保护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向实：《探讨法学领域中的新问题》，《政法研究》1964年第3期。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方位，本文以回观过去、审视当下、面向未来的三重视野，反思中国法学的历史经验，把脉中国法学的时代课题，展望中国法学的发展趋势。

当时的苏联法学是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官僚政治体制为基础的，总体上受维辛斯基的阶级斗争范式主导，充斥着对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的误读和曲解，甚至有很多是附加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之上的错误观点。意味着一种新的学术传统，即学术共同体成员所必须遵守的公共规则。当下，我们推进法学的科学化，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科学原理，并以其科学原理指导法学研究。要在尊重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善于与当代外国法学界开展平等对话、增进交流互鉴、寻找理论共识，打造融通中外的法学新概念、新命题和新理论，在对话、沟通和互鉴中不断增强中国法学的包容性和时代性。

十八大以来，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依宪执政引领依法治国，科学立法保证良法善治，严格执法维护法律权威，公正司法确保公平正义，深度普法弘扬法治精神，全民守法提振社会文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军队、法治社会、法治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国家法治、区域法治、地方法治、行业法治、涉外法治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卓有成效。三是法学成果为人民共享，要让法学成果为人民所理解、被人民所接受、使人民满意、令人民乐道。在法学领域，构建中国特色法学话语体系的一个现实目的就在于，打破西方法治话语的支配地位，消解西方法治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破除奉西方法学理论、西方法治话语为金科玉律的怪圈，提升中国法治话语在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唐代统治集团明确提出不习经史，无以立身。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0-114页。以法治为研究对象和中心主题的法治学是随着法治文明的进步以及法学体系的创新而逐渐形成的。

张文显主编：《思想与修辞：法学范畴与法理研究学术研讨会全实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1-27页。李光灿、李剑飞:《肃清反人民的旧法观点》,载《人民日报》1952年8月22日，第3版。

因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但要从方向上坚持党的领导、从制度上坚持社会主义，更要从法理上夯实正当性基础、提供科学性论证，经由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来坚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这正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迫切性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实践展开，特别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过程中，新兴的法治理论和实践问题大量涌现。[3] 关于对旧法学的批判，参见何思敬：《肃清旧法学的影响》，《新建设》1950年第1期。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对外交流活动，为社会主义新法学储备了人才基础、平台条件、生存和发展空间。详见《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 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人民日报》2018年8月25日，第1版。中国法学70年的探索历程，也是批判旧范式、形成新范式的范式更替过程。

新世纪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背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部署更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求真向善创新致公，诠释了中国法学全面现代化的新时代维度，砥砺着法学界理论创新的新时代步伐，必将在70年探索和发展历程的节点上显现中国法学的新气象，必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辟出中国法学的新境界。

近代以来，法现象和法实践有三个基本方面，即法律、法治、法理，相应地，法学体系有三个核心概念，即法律、法治、法理。近代以来，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法治领域基本上是西学东渐，以引进西方法治话语为主。

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法制从开局良好到一蹶不振再到一落千丈，社会主义新法学从破土初生到小心成长再到一夜凋零，并不是偶然的。[21]（唐）杜佑撰，王文锦、王永兴点校。

法律规范的效力并不依赖于它的内容是否符合某种正义标准、道德标准或其他任何先验标准，而且它从根本上反对关于法律正确性的种种形而上学。第一，它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立体的、科学的理解系统，以理性描述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实践图景，正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发展方向和道路选择。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当代化的立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对其中的法理和法学思想再提炼、再理解、再阐释，把饱含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当中的法理和法学思想进行体系化构建，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法学的前进道路。2017年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要求法学界适应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利用有利时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包括法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人才培养体系等。

另一方面要善于与其他学科交朋友，推进法学与外部各学科的理性对话、交叉融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法学界坚持把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作为新时代中国法学发展的总主题、总目标、总抓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法治思想为指导，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我国现行的法学学术体系是以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为基础、以西方国家法学体系为参照而构建的，除了法理学和法史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商法学、经济法、社会法学、环境法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等都对应着法律体系中相关法律部门。这是因为，话语的内核是思想，话语体系并不是词语的拼凑而是思想的凝结，而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

关于社会主义新法学建设，参见张若愚（张友渔）：《法学基本知识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第51-129页。[22]话语权的功能，在国内表现为话语体系的引领力、主导力，即引领思想理论、公共舆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能力。

内容摘要：新中国70年，是探索建立社会主义新法学、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法学体系并取得辉煌成就的70年。但是，推动中国法学的国际化，并不意味着无条件接受现有世界秩序和国际治理规则，而是要在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深入研究国际法理、优化世界利益格局、推动建立全球法治，使中国法学话语能够在国际上发声，使中国法学人才能够在国际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这是我们坚定中国法学理论自信的资本，也是人类法律思想的宝库。承载了法律和法治文化传统中定分止争、惩恶扬善、光明正大的美德，积淀着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

面对社会发展和法治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和新需求，发展新兴学科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的当务之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法学话语体系的建构，离不开法学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法治实践基础上的思想创造，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方法及其中国化当代化成果，也离不开解放思想、创新理论、平等对话、包容歧见的学术环境。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主编：《中国法学四十年（1978-2018）》，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66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新概念新命题新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统领性的核心概念，集中表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是新时代法治实践创新和法学理论创新的统一，也是进一步创新发展中国特色法学理论、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一把金钥匙。

[9] 参见张文显、于宁：《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不忘本来，首先是不忘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法学的灵魂，是中国法学安身立命的基石。